提出中国西北边疆历史上反复出现的耕战体制、牧战体制、商战体制，其实质是经济、军事不分的合一体制，并在与之进行异同比较分析的视野下，探讨了这一体制在中国东南沿海乃至“边疆之道”的外部延伸，由此呈现了中国边疆治道现代化的新面目。他思考新加坡、香港的“居者有其屋”和台湾的“耕者有其田”何以都在中国东南沿海乃至海疆线外出现，分析新加坡、香港、台湾在海疆线内外社会存在状态的共同性，探讨它们共同的“边疆之道”。在周邻合作面临新考验的今天，这种突破边界内外分割状态的研究尝试，或许有利于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边疆治道变迁的探讨。 南洋长期被看做“边荒蛮地”，下南洋之人长期被视为“天朝弃民”，这种情况直到清末才有所变化。现在中央提出新疆南疆要实现社会“嵌入式”发展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乃至“四小龙”作为东亚社会现代化的先行者，可以为中国西北社会稳定问题的解决，为中国边疆民族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提供有益的借鉴。近代以来的现代化浪潮把台湾、香港这些海疆边地变成“亚洲四小龙”，这本身就需要研究，也许可以作为中国其他边疆地区现代化的示范和引导。 在“双边疆范式”以及内边外边“双边界框架”的关照下，在中国疆域近代体用形势变迁的视阈下，宋培军同志认为黑格尔“陪伴着历史”命题在东方中国的运用要特别强调边疆与民族的合一难分特色，这样世界历史的“主辅线范式”就具体表现为中国历史的“双边疆范式”。基于此，他探讨了蒙古范例、新疆特例、海疆体制等问题，分别从清代新疆边疆层级的形成、蒙古边疆形态的典型性、边疆形态的近代变迁、港台边疆形态的当代超越等方面论述了拉铁摩尔“双边疆范式”的适用性和局限性。终章总结全文，明确中国边疆学的动力论命题及其应用价值，提出了中国边疆治道变革的建议。
